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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同志是怎样当县委书记的?

2019-10-07来源:中国妈妈网

文章摘自:党的文献,作者:杨东。

在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中,曾有过近两年县委书记的经历: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,1932年5月至1933年2月任中共会(昌)寻(乌)安(远)中心县委书记。尽管这段经历在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较为短暂,但它不仅在邓小平的历史记忆中时常浮现,被“常常提起”(邓榕:《我的父亲邓小平:战争年代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版,第292页。),而且也在相关研究著述中屡次被人谈及。那么,我们不禁好奇,在动荡的革命年代,邓小平是如何做县委书记的呢?

邓小平同志是怎样当县委书记的?

邓小平

临危受命,敢于担当,迅速稳定局面

1931 年,27 岁的邓小平临危受命,被中共赣东特委任命为瑞金县委书记。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,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:一是来自“左”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;二是“全县群众不满,干部情绪低落,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的”(《会昌党史:邓小平与会昌中心县委专辑》,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2002 年编印,第81 页。)局面。困难面前,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?

之前的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“左”倾错误思想严重,他发动的所谓肃清党内“社会民主党”成员的行动致使大量的革命同志含冤牺牲。据当地党史资料记载,当时“当干部的怕戴红袖套,因为红套上要写上自己的名字,担心别人看见自己反遭冤枉”(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《邓小平人生纪实》(上),凤凰出版社2011 年版,第136 页。),人人自危的情景可见一斑。因此,一到瑞金,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: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,走乡串户,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,了解肃清所谓“社会民主党”运动的情况;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。在调查清楚之后,邓小平决定发动群众揭穿李添富的假面具。他先后召开了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和县、区、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,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李添富在肃反中的错误,宣布撤销他的一切职务,拘捕公审,予以处决。同时邓小平公开亮出自己的身份并宣布:第一,立即停止杀人。第二,已被供出名字被怀疑是“社党分子”的一律不抓。第三,已被关押在狱的,凡是贫农、中农,一律先放掉,让他们回原地继续参加革命斗争;凡是地主、富农,能罚钱的罚钱,然后放掉,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。(参见《邓小平年谱(1904—1974)》(上)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,第85 页。)

正是这种决毅果敢、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,使得邓小平迅速制止了这场政治迫害,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。因此,民众都说,“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” (朱开铨:《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,第19 页。),“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,如果不是他来了,瑞金还不知要杀害多少革命同志!” (罗正楷等:《邓小平早期革命活动》,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,第198 页。)甚至有人称邓小平是“包公再世”。(李庚辰编《红旗飘飘》第2 卷,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,第845 页。)

在会昌,邓小平同样如此。尽管自称“未能打开局面”,但实际上仍然在种种历史条件

限制下做到了“有所作为”。在刚刚上任的几天之内,他就果断处理了“靖卫团”骚扰的事情。其时,由于刚刚解放才几个月,会昌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“靖卫团”残余势力和散兵游勇,经常向城内放冷枪,并四处骚扰群众。为此,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,决定加强巡逻和搜索,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“靖卫团”残余以稳定局面。之后,又对以地主残余、富农、流氓组织秘密民团造谣捣鬼的反革命活动,“给予不断的破坏与严重的镇压”。在此基础上,在会昌县委的领导下,“破获了西岗、板坑、乌鸦泊三处秘密民团的组织,首要大部捉到与决杀了(概是阶级异己分子)”。(《会昌县委十月十一月两月的工作报告》,1932 年12 月3 日,会昌县档案馆藏。)通过这些措施,基本保障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抓重点难点,着力恢复和发展生产

扫清了“左”倾错误的障碍,接下来就要稳定和巩固成果,使县政的各项工作恢复运转和活力。因此,随着县域社会秩序的渐次稳定,邓小平开始着力于县、区、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、恢复和整顿,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,并对建立健全司法、裁判机构,对拘捕、审讯、审判等权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。同时,为提高基层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,他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,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,并重新划分各区、乡管辖区域。

另外,为巩固发展苏区,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,健全基层群团组织,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,邓小平又着手建立干部培训制度。他一方面致力于开办干部培训班,另一方面亲自给学员讲课,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,传授工作经验。据县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主任罗志才回忆说:邓小平同志任职后,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长。他经常指导没有文化的干部,同时号召劳动妇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。(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编《邓小平人生纪实》(上),第140 页。)在会昌,他要求各县党组织在工农群众的先进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员。于是,一大批斗争坚决、意志坚定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,党员队伍迅速壮大。据1932 年七、八、九三个月的党员发展统计,会昌发展了1638 名,寻乌发展了476 名,安远发展了590 名。同时,为配合主力红军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“围剿”,邓小平指示三县县委、县苏维埃要以冲锋的精神迅速壮大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。由于进行了广泛的“亲劝亲、邻劝邻”的宣传动员,加上党员干部带头,广大青年纷纷报名踊跃参加红军, 到1932 年11 月, 会昌的赤卫军扩大到4970 人,模范师为2529 人,地方武装的实力大为增强。(参见《会昌党史:邓小平与会昌中心县委专辑》,第4 页。)

如何解决土地问题,是关系到苏区生存与稳定的大事。然而,在当时的苏区存在着“地主不分田”、“富农分坏田”的“左”的倾向,甚至提出了小孩子不分田的主张。邓小平说:“搞土地革命,制定分地的政策。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,我就对他们讲,四川俗话说,三岁小子,吃死老子! 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,因此也应该分地。”(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《邓小平自述》,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年版,第59 页。)同时,他以乡为单位,把田分为甲、乙、丙三类,以原耕为基础,抽多补少,抽肥补瘦,好坏搭匀,再按人口平均分配。对于豪绅地主的方法是:先没收豪绅地主和祠堂庙宇的土地,然后成立分田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。分配土地时还留有1—2%的好田为红军公田,以作公益事业或调剂之用。分田后,由乡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。(参见《瑞金县志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,第333—334 页。)同时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,对于富农也不能过分打击。在会昌,邓小平重新部署了分田运动,各区乡重新组织了调查土地委员会、分田委员会,调动广大贫苦农民参与分田斗争的积极性,发挥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的作用,并强调将分田运动的重点放在新区、边区。关于查田,邓小平反对将查田重点放在执行“地主不分田、富农分坏田”的“左”倾政策上,指出要将重点放在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上。凡是查出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,都要分配给贫农。

积极组织社会生产,支援革命战争,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又一重要任务。为此,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广大党团员要积极带头行动起来搞好生产,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打胜仗;另一方面和干部一道,大力组织劳动互助,建立耕田队、犁牛合作社、劳动互助队等组织;同时积极开办工业,发展商业贸易,恢复和发展了纸、烟叶、农具、药材、钨矿、石灰、夏布、硝盐等土特产品的生产,开办了纸槽社、纸烟厂、被服厂、硝盐厂等厂矿。在商业贸易方面,提出了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,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,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,偷越敌人设置的经济封锁线,保证苏区和白区间的商贸交易。

为充分发动干部群众,巩固发展瑞金苏区,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文化宣传工作。1931 年10 月25 日,他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《瑞金红旗》。这是一份油印四开报纸,每期出两版,单面印刷。该报内容相当丰富,主要栏目就有“社论”、“内外新闻”、“扩大红军”、“铁锤”等。邓小平经常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,指导全县工作。11 月27 日,红三军团攻下会昌县城后,11 月30 日他就撰写了一篇题为《惊人的好消息——红三军团攻下会昌》的评论,在《瑞金红旗》第7 期发表,把这一胜利喜讯迅速告诉全县人民,号召全县工农群众乘胜前进,“向反动势力进攻得到更大的胜利”。

实事求是,注重践行群众路线

邓小平担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之际,正值“左”倾思想占据领导地位之时。无论是土地

分配问题还是革命战略问题,邓小平都与“左”的思想有着分歧。然而他并没有附和追随,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,反对不切实际、不合理的政策。与此同时,邓小平还从苏区实际出发,提出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应有所区别,地方红军不宜全部编入正规红军,更不赞成所谓“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”的不切实际的口号。在推销公债、征集粮食问题上,鉴于苏区群众负担太重的实际情形,邓小平认为在推销公债、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工作中,不宜提出过高指标,红军应到白区打土豪筹款。(参见《六大以来:党内秘密文件》(上),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,第363—365 页。)无论环境如何,邓小平都始终坚持注重实际、一切从实际出发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式与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。一如他后来所说:“比较正确地说,我是实事求是派。”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3 卷,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,第209 页。)

坚持实事求是,就要注重实地调查。因此,实地调查是邓小平在县政工作中一直都强调和遵循的方法。对于一些看似确定的事情,他也坚持调查之后再作处理。1933 年初春,邓小平在会昌基层察访时,被告知担任区苏维埃主席的朱秀歧“妄想叛变通敌”;保卫局也前来报告说:“朱秀歧带枪逃跑,保卫局已派人把他抓回来”;随行的人也认为是“天上下雪地上白”的明摆着的事实。(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《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年版,第212 页。)应该说在当时的会昌,关于叛变通敌的情形是较为常见的。会昌县委的报告称,当时“党内对于保守太平享乐(中心区)悲观失望,(边区)以及动摇恐惧,害怕斗争,消极怠工的现象,非常严重”。(《会昌县委十月十一月两月的工作报告》,1932 年12 月3 日,会昌县档案馆藏。)但是即便如此,邓小平依然强调先调查后再作处理。为此,他亲自到朱秀歧的家乡芙蓉寨调查,结果发现是子虚乌有的事。邓小平不仅明察,有时也会暗访。据原苏区会昌县筠门岭区儿童局长朱仲友回忆说,邓小平曾有一次装扮成小商贩暗访儿童团,结果因未被识出而被押往区政府的事例。(参见《会昌党史:邓小平与会昌中心县委专辑》,第141 页。)

在会昌任职期间,针对不少苏维埃干部存在的工作方法粗暴、消极怠工、贪污腐化、官僚主义等现象,邓小平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,注重践行群众路线,对于贪污腐化和消极怠工分子要给予严厉打击。在他看来,革命根据地的斗争,“一个最基本的环节,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,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,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”。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 卷,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,第52 页。)正是出于这一理念,他对干部群众的生活极为关心,经常抽空到老表家去走走,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,倾听他们的意见,帮助干部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邓小平在会昌时期还实行了“共产主义礼拜六”制度。每逢周末他就带领干部到乡村帮助红军家属进行耕田、插秧、收割等劳动。在劳动时,他们通常将写有“共产主义礼拜六”、“实行优待红军条例”的旗子插在田埂上,一边劳动一边唱着:“共产儿

童团,实行礼拜六,帮助烈军属,多做半天工。”(中共江西省会昌县委员会编《群英荟萃会昌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年版,第41 页。)通过开展“共产主义礼拜六”活动,一方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困难,同时也密切了党群、干群关系。

一心扑到群众工作上,自己的生活却艰苦朴素,是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志性特征之一,邓小平也不例外。在瑞金时期,他住着与老百姓一样的民房,有时甚至住祠堂、庙宇。在瑞金的十多个月里,先后迁居五六次。他常穿的是粗衣棉布的中山装,吃得也与大家一样。邓小平有一条用了好几年的花格毛巾,尽管已经单簿无毛了,却仍然完整无损。身边工作人员通过留心观察,发现他不是拧毛巾而是用两手挤。邓小平有一条灰黑色裤子,一直缝缝补补,结果裤子越穿越短,但他依然穿着它走村串户。据邓榕说,邓小平在苏区,一个人,一匹马,

一个警卫员兼马夫,轻骑简从,就这么在瑞金、会昌一带那么大的区域内来来回回。“父亲这个人,最不讲排场,反对烦琐哲学。这种一人、一马、一警卫的习惯,他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。”(邓榕:《我的父亲邓小平:战争年代》,第301—302 页。)

在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,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,但是他以决断果敢、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,迅速扶正压邪、稳定人心,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,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,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,因此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,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。1931 年,当毛泽东来到瑞金见到邓小平时,高兴地抓着邓小平的手用力摇晃了几下说:“很好! 很好! 瑞金的父母官呵!”(杨世洙:《关于“一苏大会”前后的点滴回忆》,《世纪风采》2000 年第6 期。)1972 年秋天,邓小平因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冲击下放江西时来到瑞金,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:“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!”这句话令邓小平感动不已。他没想到,在他蒙冤遭受打击的时候,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。(参见邓榕:《我的父亲邓小平:战争年代》,第293 页。)一声深情的“邓书记”,既是邓小平工作方式和态度风格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回响,也是对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时期施政成效的赞许和肯定。

〔作者系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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